明正嘉年间，因为少林棍僧参与早期的抗倭寇斗争，以及后来程冲斗的《少林棍术阐宗》一书问世，少林棍术便名扬天下。
戚继光的《纪效新书》中也提到它，俞大猷的《剑经》中也提到它，不过俞在书中是以批评的语言来描述，其所见到的少林棍术，说其已失棍术真传，并让宗擎、普从两位和尚随他在军中学艺。普从学成后还俗，不愿再做和尚，宗擎则过了十多年再见俞大猷时说，他已在少林寺传了百人。事实上当时少林寺的棍术至少有二系在传承，一为俞大猷去少林寺前，少林僧习的棍；二为宗擎返寺后传的俞氏棍法，俞氏在少林寺所见的棍应源自中州人李叟。明中叶约145o年前后，剃度于少林寺的某严州公子觉远，请民间武术家白玉峰及李叟入少林寺传授武艺。白氏创“十载（1454-1524年）于1517年立了一通碑刻，提名为“那罗延神护法示迹”，碑文把“那罗延”视为该寺的舞棍护法神。这便是明代最早记录少林寺武术的碑文，而1517年前所有的少林寺碑对“那罗延”会否棍术，乃至少林寺后来说的各种武术，没有任何记载，也没有记载“那罗延”是少林寺的伽蓝神。以往的寺院都以关公为伽蓝神，少林寺则于1517年将伽蓝神，改为会棍术的“那罗延”。这与明中叶，朝廷开始重新重视并提倡“武备”的大环境有着直接的关联，而“那罗延”也就成为了少林寺“武备”的象征。这事生在16世纪初，有意思的是少林僧不仅将“那罗延”与“武备”混为一谈，在16世纪中后期，又将“那罗延”与佛教护法使者，统称为“天龙魁、郭万清的老师隐喻成“宋太祖”及“紧那罗武备”，说二位对武勇是“生而知之”者。张文魁、郭万清分别传授了董成大红拳（也称太祖拳、洪拳）及白氏五拳，而张、郭则极可能是白氏、李叟的俗家徒子或徒孙。《焦作武术》一书“于村武术源远流长”239页上记载：“明嘉靖年间。。适有山东青州人白天启绰号拳王者途经敝庄献身卖艺以传绝技。。。其名曰‘大洪拳、长拳、黑虎拳。。。。’第一代传人邑x武生员张五章，张五臣”,说明嘉靖年间怀庆府一带传大洪拳的不仅仅是张文魁，还有白天启。以张文魁的大洪拳之师或师爷李叟，隐射“托名创该拳艺的宋太祖”；又以郭万清的五拳老师或师爷白玉峰，隐射为“武备”的少林“紧那罗神”。因此，在通背拳谱里的“武备紧那罗”已不再是棍术的化身，而是指对少**术贡献最大的白玉峰。（注：红拳或大洪拳始自元末明初，不知何人创始，之所以托名为宋太祖“三十二势长拳”，主要隐喻宋太祖定下的“三十二条治国策略”。早期在山东、河南一带流传，后传至西北）
有研究者还认为，是《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形象影响了包括俗家程冲斗在内的一些少林僧对“紧那罗”的神奇描述。
总之，用佛教神“紧那罗”及“罗汉”传授少林寺僧武功之说，可以让少林僧为保卫寺院利益而练武杀生，并觉得心安理得。
可惜，少**僧似乎并未将习武与佛教的开悟结合起来，这方面道家的武术就结合得比较好。日本的泽庵宗彭（1573-1645年）提出了击剑中“无心”的理论，并经铃木大拙挥形成流行的“忘生死论”的武士道精神，而中国民间也早有“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说法（后人托称为岳飞所言），明末董秉乾老道创的“董氏**枪“（王堡枪）也说“心忘手，手忘枪，一触而就，如眼帘护眼”。
明中、晚期的少**僧的确在征讨匪贼、镇压农民起义及早期抗击倭寇斗争中为当时的朝廷做过贡献（还有其它地方的寺僧也抗倭过，如杭州的僧人等），但也有不少少**僧自己成为匪贼，为害一方，甚至组成**武装。如王士性（1547-159一：少林寺和尚为什么要救唐王李世民？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春天，李世民以太尉、尚书令、陕东道益州道行台、雍州牧、左右武侯大将军、使持节、凉州总管、上柱国、秦王等身份督军与王世充作战，进行他建立伟大的唐王朝之前的统一战争。
二月份的时候，王世充已经兵败如山倒，但是因为窦建德率兵十余万增援，战局暂时变得复杂起来。当时的战场主要在洛阳附近，在洛阳与少林寺之间有一个“轘州”，原称柏谷坞，是隋文帝赐给少林寺的庙产，在寺西北五十里处，因其地势险要，属兵家必争之地，王世充将之据为己有，作为军事要塞，让侄子王仁则据守，自己拥兵与之不远的洛阳，互相呼应支援，以抗拒**。四月二十七日这一天，少林寺的和尚联合王仁则手下的轘州司马赵孝宰，里应外合，抓住了王仁则，将之送给了**；三日后，李世民派官员至寺颁赏——赐地(即柏谷坞)四十顷，水碾一具。
这就是“十三棍僧救唐王”的历史真相。没有刀光剑影，没有画角悲鸣，没有血流漂橹，没有美女爱情，平淡如水，简单无奇，几乎让人难以置信。如果说有可能出现刀光剑影和生死搏斗的话，那个情节只能是在捉拿王仁则的过程中。但是这样的假设有一个前提，就是如电影《少林寺》所拍的那样，王仁则必须是一个武林高手，而且擒获过程中受到了他顽强的抵抗。但是，我们知道，这样的假设未必有多少可能性，擒拿王仁则可以智取，未必一定得力为，也不一定要少林寺僧人动手，王仁则手下的兵将也能做到。这样，少**功的千年神话便告破产。到底当时有多少少林僧人参与了行动，他们的武功如何，都没有任何资料可为凭据，我们所知道的神话都是后人的想像。
还有一个问题是当时少林僧人为什么要帮助**，即少林僧人的行为动机问题。决定历史行为的不是道德，也不是精神，而是利益。这一点，原始文献倒是讲得很清楚，并没有多少想像的空间。这个答案就在《鹿鼎记》所引的李世民《告柏谷坞少林寺上座书》的那几句原话上，即“深悟机变，早识妙因”这却留存至今。铭文有三，其一为《唐太宗赐少林寺教书》：其二为《少林寺牒》；其三为《皇唐嵩岳少林寺碑》。应该说，这是最早、最可靠、当然也是最值得注意的原是资料。
《唐太宗赐少林寺教书》铭文不长，仔细分析该文，有这么几点值得注意：（一）李世民是“秦王”，这在该文中也明明白白。“十三棍僧救唐王”的传说（笔者按：这个传说出现在清代）将李世民称为唐王，是一个谬误。唐代封王并非就是唐王。（二）李世民在告谕中奖誉的不仅有少林寺僧人，还包括“军民领土庶”，看来这次立功行动有许多军人和老百姓参加，并不是少林寺几个僧人，但称“少林寺上座寺主”和“法师”，说明少林寺僧人在这次起义行动中起到了领导和骨干作用。（三）通观全文，只字未提诸如“武僧”、“棍僧”等，也未提到少林寺僧人会武艺。（四）文中提到了起义行动所立功劳之一是“擒彼凶孽”，这个凶孽显然就是王仁则。但文中没有提到这次行动救过李世民。如果少林寺僧人真的对李世民有救命之恩，李世民对此应该有所提及。最后的话“可令一二领立功者，来此相见，不复多悉，”口气完全是居高临下的，一点没有面对救命恩人的意思。
裴漼书《皇唐嵩岳少林寺碑》碑文有关实际内容的文字不多，通观全文，还是找不到诸如“武僧”、“棍僧”、“少**术”等字眼，以及“救唐主”的事迹，只是“率众以拒伪师”，既云“众”参加者数量一定不少，既云“率”，少林寺肯定是头目或领袖。裴文把唐太宗告谕中已提到的少林寺僧的功劳，予以了更具体的说明“执充侄仁则以归”，即擒获了王世充的侄儿王仁则。
通观《少林寺牒》全文，依然没有出现什么“武僧”、“棍僧”，也没有提到“少**术”。但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列出了少林寺僧名单，原文为“唐武德四年太宗文皇帝救授少林寺柏谷庄立功僧名：上座僧善护、寺主僧志操、都维那僧惠玚、大将军僧昙宗、同立功僧普惠、明嵩、灵宪、普胜、智守、道广、智兴、满、丰”。参加擒获王仁则德战斗、助唐有功的少林寺僧共十三名，这就是传说中的“十三棍僧救唐王”中十三僧的来历（笔者按：武术史学家唐豪先生在其《少**当考》中指出：“大将军僧昙宗”中的“大将军”之义，只是一个称好、荣誉，与领兵作战的“大将军”之义不是一回事，也不一定要会武术。）
隋末农民起义和随后的李唐统一，无疑是一场社会大革命和全国规模的战争。它的影响和震撼，必然深入社会每一个角落，涉及社会每一个阶层，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少林寺僧也不例外。但没有任何资料证明，少林寺僧这时已经开始大规模地、制度化地习武，并以形成以棍木为核心、以自己的寺名命名的少**术体系。少林寺僧并不是因为武术的关系才参加了帮助李世民打败王世充的这次战斗，他们只不过是参加了一场人人都被转入政治大革命和大规模战争。“十三棍僧救唐王”是一个有事实根据但演绎了的传说。贵为秦王，身负统帅重责的李世民，何至于亲自装扮成郎中去担负一个小卒的任务充任侦察兵？仅有十三僧人又什么怎么可能在敌军大营中如入无人之境？“少林寺十三僧人救唐王”这七个字中，“十三”与“僧”这三个字完全属实，但准确说应是少林寺“十三僧助唐”。
最早指明这一点的是张传玺教授。他在《光明日报》1984年2月22日表《少**术与达摩并无关系》一文中指出：“唐武德三年僧人昙宗等因率众活捉了王世充之侄王仁则，而为唐王朝封为大将军一事”，与武术无关，只不过是一件“武事”。“少林寺自始建至于明代前期，都不曾以武术留下记载。留下来的，只是该寺的僧众曾参加过几次军事行动。例如唐武德三活捉王仁则事和其他的一些偶然的军事活动。这些事件还不足以说明少林寺的武术如何。”张传玺把少林寺十三僧助唐定性为“武事”，极有见地。
“十三僧助唐”是历史真实，然而其中并无“武术”，也无“武僧”。少林寺十三僧助唐事，为后来的传说的出现提供了可供挥的最好的蓝本和素材。“十三棍僧救唐王”就是这样一个夸大了的文字故事和民间传说。但“十三僧助唐”毕竟是“武事”，因此也不能说它和后来的少**术、少**僧毫无关系。它与少**术、少**僧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有间接的关系。第一，它为少林寺参与政治与军事开创了传统，这种传统会带来广泛深远的影响，甚至影响到少**术少**僧的诞生和创立；第二，它会在少**术少**僧产生后，成为少**术少**僧信仰偶像体系选择的必然方向。